年9月初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注1），坐了一天一夜还更多的火车，我终于抵达了北京，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在北京站站前广场，我跟同行的中学同学潘建岳道别，我们俩结伴来北京上学的，他去向清华大学新生接站处，而我斜背着一个军用挎包，找到了人民大学新生接站处。那一年，我们前黄中学85届4个班（三个理科班一个文科班），来了北京4人。另外两人分别是我的高中文科同班同学陈秋良，他进了北外；还有一位是女同学，也是我初中班长，周越，她进了北京林业大学。站前广场上，旗幡招展，都是各大学的新生接站处，熙攘往来的年轻人，个个脸上洋溢着自豪喜悦。“天之骄子”，当时的社会这样看待我们。就在数天之后的9月8日，人民大学的开学典礼上，袁宝华校长称我们是“共和国未来的建设者”，坐在下面的我听进去了，也觉得自豪，血脉贲张。这个开学典礼，当晚上了新闻联播，播了一分多钟，这其实代表的是整个级新一届大学生入学的新闻。在那个年代，大学生还不多。尽管如此，我那个时候还没读过恺撒，压根没有恺撒的“我来，我看，我征服”的豪气，只有怯生生的小心翼翼。在新生接站处，登记之后，我登上了接新生的大巴，去往当时还是北京西北郊的海淀路39号。大巴上我的邻座，也是江苏籍的新生，叫周毅仁，他是计划系的学生。这是我在北京认识的第一个人大同学。大学时代，我个性内向自卑，跟活跃外向的毅仁并不熟，直到几十年后返校活动开始，我们才真正熟悉起来，成为了好朋友。与毅仁初始就健谈不同，我当时连普通话都说不连贯——但我汉语拼音能考得很好，所以，我更多地盯着窗外的高楼，和宽阔的马路——我是乡下人，没见过这么多高楼大厦，这么宽的马路，我曾听比我早来北京三年读书的族兄家伟哥告诉我：北京的马路最宽的地方，能双向八车道几十米宽呢。乡下的孩子，哪有这样的想象力。到人大校园，报到之后，买了洗脸盆饭盆等等，高年级的师兄（似乎应该是84级的钟文峰兄），带我去宿舍对面的库房领行李，但我的行李还没到，然后把我领到了宿舍，学二楼房间（如今似乎叫东风楼，校门北侧第一栋楼）。它东临马路，当年的马路分南北向两条，中间有大沟，四排高大的白杨，秋冬叶未落尽之时，晚上北风过处，声音真有些瘆人，不愧鬼拍手之名。大部分舍友都早来了，其中有两位广西的同学，玉庆福和肖顺平，他们都是少数民族，老玉是壮族，小肖是瑶族，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少数民族同胞；还有几位分别是来自北京的李增祥、湖北的闵浩平、河南的房静恒、江西的沈伟和四川的曾明友。靠窗南侧上铺是空的，我就选了这张床。（年1月，大学一年级学生在中学母校前黄中学攀登楼前花坛留影。）晚饭的时候，哪儿都不熟悉的我只能跟着比我先到的舍友拿着新买的饭盆去食堂打饭，去得有点晚了，没有米饭，我买了两个大白馒头。我很奇怪，周围的师兄师姐们，买了馒头还买菜。我心里想：大学生真够奢侈的。当时我脑子里闪过的应该是《决裂》里那个穿皮鞋抖着腿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生。回到宿舍，我咬了一口白馒头，哟，北京人真小气，这么大一口，竟然还不见馅。我心里想，然后用手掰开馒头，北京的馒头竟然没有馅！我几乎要崩溃了。就着水，满心委屈，吃了近一个小时，才啃完这两馒头。在随后的四年大学生活中，我没有吃满过一百个馒头。我的行李当天晚上也没有到。我随身的军挎包里，只有一个搪瓷茶杯和牙具，一条轻薄的小床单。当天晚上，我和衣躺在了木板床上，晚上就盖着这条小床单，度过了自己在北京的第一夜，没有一丝后来我喜欢的台湾歌手陈升唱北京一夜的浪漫。我在这个房间住了一年多。我在北京的生活就这样在充满喜剧冲突中战战兢兢开始了。这是与过去生活和故乡熟人社会完全不同的生活和世界，但是，是我渴望的。但是，通往北京的道路，并不是坐火车那么简单——其实当年坐火车也不简单，也不是一开始就有路的。1，（背后是我出生的小村庄，已经废弃，身后最近杂树后面，即为我家）年4月1日，农历二月廿二，我出生在江南一个普通农家。父亲是独子，高小毕业，在农村算是小秀才，钢笔字写得好，打得一手好算盘，还有一手好枪法，喜欢看小说，而母亲不认得几个字。我后来读昆德拉，昆老师的生日也是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昆老师说这让他的生日有了形而上学的意义。我攀附昆老师，觉得我的公历和农历生日，也同样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公历昆老师解释了，农历，按照后来中国人喜欢说的，真够二的，其实也是愚蠢之意，也就有了形而上的意义。当然，我是很晚才学到“二”的时髦意义，它的意思类似于北京传统土话“二百五”，以及我故乡方言“十三点”。父亲给我起名朱学东，取学习毛泽东之意，这是时代的烙印，我们那几年出生的，叫学东卫东晓东之名的不知其数。我初中同学中，就有和我同名同姓的，他是前黄街上人，比我大一岁，他舅舅家还和我同村，其中一个舅舅就在北京工作。我们俩后来走上了不同的人生，年严打时，他因耍流氓被抓，蹲了很多年监狱，今天看来，确实是严过头了，如今他是本乡一个著名企业家。而我这个本分胆小没见识的农家子弟，则确实是从学毛泽东始，后来告别了的。故乡是鱼米之乡。但是，并不是鱼米之乡就一定能吃饱穿暖。尽管故乡曾是物华天宝之地，我的祖父母父母是世所罕见的勤劳之人，但我的父母在他们的青少年时代，都曾有被迫为“贼”的经历，他们偷荷花郎（一种苜蓿草，也叫紫云英）充饥。我和弟弟们小时候的光景甚至比不上父母的童年。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叫阿马蒂亚·森的人，他在年我已经在北京三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指出，饥饿、贫困并不仅仅指收入不足，而是权利的失败所导致。就是在我大学毕业时，我都还没有理解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权利的真正意义。我直到很晚才懂得，并愿意至死追求并捍卫它。对于我这样出身的人来说，在我懂事的时候，我所有的梦想，就是能吃饱穿暖，长大后要么跟着父亲学打鱼杀猪，要么跟着姑公表叔学泥瓦匠，或者拜邻村的杨裁缝为师——我父母跟他关系不错。至于我后来熔断职业生涯后想学的篾匠，我们东村有个潘师傅，师承他父亲，手艺不错，虽然他早年跟我父亲一起打鱼，两家关系也很好，但他有儿子侄儿，大概率不会收我为徒。离开农村？父亲曾经当过大队民兵营长，大队里在他手上出去当兵的有好几个（后来复转之后都曾在本市当了各级领导），但父亲很早就作为保皇派（他跟老书记）不干了，他只干他的老本行，种田打鱼杀猪捉甲鱼钓黄鳝之类。而我，自幼营养不良，体弱多病，人称“嘿大”（方言音，大读DOU，意即痨病鬼，支气管哮喘）。当时我又瘦又小，村里人给我起个绰号，叫“黄姜巴”——黄姜巴是故乡当年最主要的水路交通要道永安河边板结的硬泥巴，形似生姜，用以喻人，指人干瘦没肉。这样的体质，长大了也是没有机会去当兵的。当年父亲的一个结拜兄弟被保送到了北京读大学，好像叫北京外贸学院，今天的对外经贸大学，但我们家的人显然没有被保送的资格。离开农村还有一种办法，叫接班，地方上俗称顶班。就是你家里有国家户口，亦即今天的城镇户口。过去城市配给制，城镇户口就是皇粮，我们最羡慕却不可得的皇粮，后来也叫铁饭碗，不仅自己能吃，退休的时候，还能传给自己的一个孩子，这叫接班或顶班。顶班是一种特权，类似过去的簪缨世家，我们西村成功顶班的有两家，一家顶班后在附近乡镇上班，一家去了湖塘，东村也有。恢复高考后，早年没考上大学的还可以走顶班一路。但我祖父父亲都是农民，我们也就没有资格顶班。此路同样不通。唯一能顶的班就是修地球。（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拙著江南旧闻录第三辑《故乡归梦长》即将正式面世。）（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江南旧闻录第一二辑《故乡的味道》《故乡风物长》，已经不太好买正版的了，我本人在淘宝上买到了5套，发现均为盗印。我会作较大订正后争取再版。）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个时候，我一懂事，就知道什么命运等着自己。耳濡目染，我和弟弟很小就学会了各种方式捉鱼捉甲鱼黄鳝（除了站脚盆和大人的拖网扳网，我们还没这种劲力），而且比同龄人甚至年长的人水平都高——村里人半开玩笑半认真说我们兄弟，“不愧是捉鱼佬家儿子”。至于乡村孩子所能帮上大人做的一切，我都非常熟练，割草养羊喂猪（下午上学的时候都会带只草篮，到家时正好一篮草），割稻拔秧捡麦穗做饭，菜集各种野生能卖给供销社药店的植物花果，半枝莲半夏冬青子乌绒花（合欢花），等等。故乡同龄人中像我这样干过的人恐怕并不多。我后来以写回忆江南生活的文章在故乡赢得了比我当著名媒体总编还要高的声望时，故乡读过文章的人都很惊讶，问“你怎么可能记得这么清楚？”讨生活的记忆，谁会那么容易忘记？一个农民，一个兼差捉鱼杀猪的农民，是我小时候曾经清晰可见也是最稳当的未来。当然，也许我会成为一个泥瓦匠，或者一个裁缝，但这样的未来，也充满着不确定性，并不由得父亲和我作主。2，我已经记不得自己最早知道北京是什么时候了。我8岁，开始上学认字——本来想7岁读半年级，也即今天所说的幼儿园，但我拎着凳子跟着高年级的堂姑去学校报到时，学校招满了，我只好一个人拎着凳子回家，又在家帮祖父母多干了一年活。跟我的孩子不同，我进学校之前，既不认得字，也不会写，只会简单的算术——算账谁不会？一切都是从我8岁开始。年秋天，我8岁，再次拎着凳子去学校，本来报了半年级，发现村里的同龄人都升一年级了，又重新报了一年级，从此开始了“a、o、e”的生涯。我至今记得语文课本汉语拼音之后有文字始，第一课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北京天安门”也是我学会的第一首歌。我们村叫西朱，西朱是晋陵南符墅宗正堂朱氏宗祠所在。宗正堂朱氏，号为晦庵先生嫡裔，明天顺年间由福建经安徽迁至本地，周边有多村朱姓人家认此为本家祠堂，祠堂原来在本地颇有名气。我家紧挨祠堂旧址，其中有两间房，即是土改时祠堂分割所得。我后来能上北京，在村里人看来，或还是托了这祠堂的福。宗正堂托为圣人苗裔，耕读传家这点倒是很合乎祖宗要求。我们西朱，除了农民，读书出去工作的颇多，尤其是我们西村这个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当老师的尤多，在京工作的也有两位，后来我到北京读书，对我也多有照拂。不过大人物都出在东村，我上大学时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朱德生一家兄弟三，都是读书出去的；入赘我村的魏老师在北京的大舅子，则曾留过苏，不过我不认识，我很小时候他在北京车祸故去。整个西朱东西两村，改革之前，在北京落地生根的共计有五位，在周边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村子。那些同宗长辈家，我上大学的时候都去拜访过。过去每次在京的同族长辈回家省亲，村里老少都会围坐闲聊，我也会凑热闹。但我那时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后来也会有机会到北京去，并在北京落地生根。这个梦想，在恢复高考之前，从来没有在我心里产生过一丝涟漪，压根不存在。（朱家桥小学那棵著名的白果树，雄性。学校旧址如今复改为东岳庙。）我的这些同族长辈，跟我上的是同一所小学，同一所中学。我的小学，叫朱家桥小学，距我家大概不到3里路。学校原来是座东岳庙，父亲说过去里边的塑像造型逼真，香火很好，年后推到泥塑的菩萨，毁庙改建了学堂。学校里有一棵巨大的银杏树，我小学时，三个小男孩也合抱不住。有传说抗战时，武进南夏墅著名乡绅钱伯显的儿子钱梦梧是新四军游击队员，被汪伪追杀，曾在此树上躲过一劫。钱梦梧在年后曾当过武进县长，后来官至江苏省委秘书长，他的姐姐钱梦瑶，也参加新四军抗战，被日伪所害，是本地著名烈士，我上小学时去给她扫过墓，墓碑上写的是钱立华烈士，我不知道她何时改的名（钱梦瑶之名，我是后来在钱谷融先生回忆文章中读到的，钱先生和钱梦瑶是同班同学）。我后来一直认为，凡学校有老树古树大树，风水必好，能出人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信然。我很幸运，我的小学中学母校（前黄中学）都是由庙改造兴学，都有老树，历史的积淀泽及我们这些后辈。年秋天我上小学的时候，朱家桥小学还不只是一个小学，还有中学，那个时候叫农中，农业中学，可能有点类似职业学校吧。不过，这农中很快就解散了。小学毕业的人，后来分散到周边的正规中学前黄中学和政平中学读书了。小学的学生都是周围村子里的，老师也多是附近的村子的，有不少民办教师。比如我小学五年级时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朱听度老师，是我们邻村的，和我父亲也很熟，他是后来才转成公办教师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永远坐第一排，因为个头小。那个时候，虽然读书似乎也没多大用，读完还是回家修地球，但在故乡，成绩好的学生，总是受老师和家长喜欢。相比我弟弟的调皮，我就是一个认真学习不调皮捣蛋的好孩子乖孩子，家长老师都不用操心，从来不逃课，也没觉得学习累——当然那个时候确实也不累。我后来跟我姑娘谈到我从来没有想过逃课时，她悠悠回我一句：“那是您怕回家干活。”这是我跟她说的，确实也是事实。在学校上课，总比在家干活要轻松得多，尽管放学后该我们干的活从来没少干过。年，我上小学四年级时，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当年10月，第一次招考，我们村就有一个人参加了高考，他过去每年冬天，都是我爸的四人打鱼核心团队成员。不过当时生产队要选队长，原来队长劝他当队长，他当了我们西朱西这个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的队长。后来，他们家一直很后悔。他母亲当年常念叨，要不是回来当队长，他就考出去了。这话，我少年时可不止听过一遍，尤其是他们家门里我的一个族姐榴芳姐考上了中国矿业大学还是山东矿业学院（我已经记不清了），成了西朱东西两村第一个新大学生，转成了国家户口后。具体是怎么回事，已无从考。不过，恢复高考，一条新的出路摆在了我的面前，尽管我当时还在小学，还没有产生过去北京的念头。3，我真正意义上产生对北京的兴趣，也应该是小学四五年级时。村里朱老师兄弟俩家里的客厅里贴了过年的年画，是北京的风景，都是天坛之类的。空旷的蓝天下，那雄伟的建筑，对我这样的乡下的孩子还是很诱人的。后来，小朱老师的二儿子家伟哥考上了北京轻工业学院，成为我奔向北京的引路人之一；大朱老师的小女儿晓华姐，考上了镇江师范学院，晓华姐考完大学，还把一本厚厚的英语什么概念与语法的书送给了我，他们与榴芳姐常洁姐（她考了一个特殊师范学校）及东村的魏光明（他上了徐州师范学院）王波兄（他上了军校后来对越战争立过一等功）一起，成了我后来考大学的重要鼓励。（我的母校前黄中学，图中平房，即为我初二三时的教室，我打架就在教室门前的走廊上。平房后面正对楼房第一间教室，是我高三时文科班的教室。前黄中学校门口有两棵银杏树，但无法跟朱家桥小学的银杏树相比）（寺桥上拍摄的当年黄中学后面。寺桥是我上学时必经的一座拱形石桥，桥拱很高，骑自行车很难上去。我小时候故乡言冬天之冷，有一句话说“寺桥背上冻杀狗了”。如今用水泥石子铺垫平了，方便倒是方便了，但再也没有一丝古风。）年，我小学毕业，进了前黄公社离我家大概不到6华里的前黄中学。那个时候的前黄中学，还是完中，初高中都有。初中部学生几乎都是本地前黄公社的孩子，我们一届有6个班。前黄中学是武进最有名的学校，最初创办于年代末，是在古庙景德寺旧址上建立的。景德寺是宋时古寺，前黄中学的创办者之一杨木者先生，是前黄大族人家子弟，杨姓是前黄大姓，明朝最后一个状元即出自前黄杨氏。杨木者先生曾就学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刘海粟，为刘海粟潘天寿赏识，民国三十一晋陵南符墅朱氏宗正堂重修家谱，序即为时前黄乡乡长潘贤导先生撰，杨木者先生书。前黄中学在年鼎革之后，成为江苏名校，文革之前已为江苏省示范中学，为国家社会培养了不少学生，除了前述提到的在京或后来上大学的诸位同宗长辈及同辈兄姐外，我的一个远嫁山东的堂姑，也是这所中学毕业考上中专去了山东。高考甫一恢复，学校就很快在高考中获得了好成绩，以至于我进前黄中学没多久，本地已经有了一脚踏进前黄中学，相当于一只脚跨进了大学的门槛之说。我上前黄中学的时候，身体还很瘦小，附近村子认识的熟人，都会很惊讶地说：哟，这么小的个，都中学生啦。这句话，其实一直伴随到我高中毕业，高中时，我还是学校著名的小个，而原来几个小个，好几个高三时都疯长成竹竿一样的大高个了。我那个时候，又瘦又小，没有人能想到，几十年后，我会变成一个胖子。有多瘦小？我高三时，周围村子的熟人，都半开玩笑跟我祖父母父母说：你们家学东就算考上了大学，体检也过不去啊，光体重都不足呢，要在裤腿里藏两个铁球才行呢。我之瘦弱，除了幼时体弱多病，主要还是营养不足。不过，分田到户后，家里的经济条件迅速改善，荤货和油不再匮乏，营养跟上，身体素质渐渐也就强壮起来。上高中后，祖母专门给我开小灶，炖童子鸡给我补，还不许弟弟们碰。生活在农村，即使上了中学，家里家外的活，仍然不会少干，我个虽小，但也有一股蛮力，挑稻挑化肥都干过。油水充足之后，这种体力劳动也就成了一种锻炼。中学6年，我是走读生，每天上下学的走路，以及前黄中学著名的课间跑，也锻炼了我。尤其是课间跑，我那时因有哮喘，又不能请假，没少有怨言，不过后来我很感谢这一点，我想，我后来工作中的被动的勇气和韧性，应该跟这跑步的涵养有关系。4，我在前黄中学读了6年书。初中时，虽然天分不足，但我学习自觉努力，所以成绩还过得去。加上父亲也算乡下名人，当过民兵营长，枪法有名，打鱼杀猪卖菜又是一把好手，本乡认识的人很多，其中包括前黄中学的老师们。那个时候，前黄中学不仅有很多本乡老师，成家的老师也常会买我父亲的菜，所以老师一直对我比较关爱。我初中两任班主任，杨琦芳老师卞炳南老师，都认识我父亲。不过，更多应该还是我努力，“很乖”，哪个老师不喜欢学习还不太差，又听话本分的学生呢？这不，有一次课余，我和个头比我高很多的街上的同学打架，两人在地上扭在一起，被卞老师揪到他家平房门口罚站，上午余下的课都没让我们上。卞老师一边在煤油炉上炒菜，一边教育我们俩。恰好我们班班长周越的母亲化学老师倪觉下课经过，看我们站着，说：朱学东，你不去上课站这儿干吗？卞老师说：长本事了，学会打架了。倪老师说：哟，朱学东不是好学生么，黑板上还写着他的名字呢。当时刚组织成语还是什么比赛，我考得不错。这个场景，我历历在目。这辈子到今天，我其实只打过两次架，这是第一次，还有一次是在北京，大学一年级暑假，跟我们班同学林玉打架，个头比他小的我，还是把林玉摁在了下面。当然，我们后来成为特别好的朋友。而倪老师，在我读前黄中学时一直对我很好。我在前黄中学遇上的老师，无论是否给我任过课，绝大多数对学生对我都很好，没有他们，我就不可能走上通往北京的路，我永生难忘。也许自小受父亲爱读小说影响，初中起我就显示了偏爱文科的征兆。我对物理尤其头疼。前黄中学在我上中学时，又成了江苏省重点中学，教学条件比较好。物理课学并联串联，做实验，老师说接错了会把安倍表伏特表烧坏，烧坏一个赔5元钱。我立马落下了心理阴影：妈哟，5块钱，我一学期学杂费才交3块，要真烧坏了，跟谁要去啊？回家跟父亲说，还不被打死啊？于是，再也没有学习物理的兴趣，害怕呀。我是直到年高中毕业高考那天，父亲才给我塞了5元钱，让我买点自己想吃的。但我初中的化学还凑合，倪老师是我第二任化学老师。化学也做实验，当时我幼稚的想法是，就算被硫酸烫了，不就烧掉块肉嘛，不用赔钱，忍一忍就过去了。物理这个阴影一直伴随着我到人生，至今家里换灯泡之类，都还是我太座干。就是学好了物理，我也不会成为爱因斯坦，但没有学好，却改变了我的人生，而且很大程度上，我能到北京，跟物理没学好有关系。初中毕业中考，当时中考体育加试和后来重点高中录取分数线是分，我正好考了分。当时我的物理勉强及格，但凡再高十分，我有可能有机会上本地的南夏墅师范了。那个年代，乡下孩子，当有机会上南夏墅师范时，没有人不愿意，除了我的小学同学钱晓东君。于我这样的人而言，分数再高一些，上南夏墅师范，可以转成国家户口，吃皇粮，还早拿工资好几年。而继续读高中，以当时的录取率，则未必能考上大学，还少拿三年工资。钱晓东可不这样想，他比我聪明，成绩很好，被父亲逼着上了南夏墅师范，又跑回了前黄，几次反复，最终上了南夏墅师范，如今是本地名师，在合并了我们母校朱家桥小学的政平小学当领导。如果我上了南夏墅师范，我的人生轨迹自然也会跟钱晓东君类似，不会来到北京，也不会晚年潦倒落魄，成为升级版的孔乙己。（年前黄中学初三（1）班毕业照，二排左起5即为我班主任卞炳南老师，左7为副校长蒋兆生老师——高考放榜后他叫我去学校讲讲，批评我刚考上大学就摆架子，其实不是。前黄中学70年校庆时见面，蒋校长还记得当年场景。当然，我也记得。此照片翻拍电子版属于我少有的早期影像资料，也可能是我能找到的最早的个人影像资料，准考证早就找不到了，也就没了单人照，珍品级，乡下穷人，拍不起照片，那年我15岁。感谢我的亲同学初中班长周越提供，二排右三那个戴眼镜的小美女即是，她的父母都曾是本校教师，父亲当过我们副校长后来是县教育局长，母亲即文中的倪觉老师。小朱同学在后排右二。）我高中的时候，前黄中学高中部有三个统招班生源，一个本乡班，过去本乡班是单独的，我们这届打散了。我不知道自己是以统招班生源还是本乡班进的前黄高中，我参加了统招班的体育加试。上了高中后，都是聪明学生，我这样本分不聪明的学生成绩一落千丈，物理每学期都补考，补考也不知是真考过，还是老师高抬贵手。所以，高中文理科分班时，我毫不犹豫选了文科班。我初中的班长周越，她在我隔壁班，选了理科。那个时候，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且，恢复高考后，前黄中学历年高考，都是理科优势明显。当时倪老师听说我选了文科班，在教室旁边的小树林里截住我，数落我“发痴了”，说文科班是“勒色班”（垃圾班的方言音），都是学习不好的人才进，这在过去，确实有这种情况。倪老师说，你要是学了理科，最起码考个大专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我的理性胜利了。我知道我如果学理科，物理这块短板是永远补不上了。读文科，虽说从头开始，却把短板甩掉了，下狠功夫就行。我这个人尽管天分不够，却知道下死工夫，苦工夫，狠功夫。如今我常用来自我激励的跬而不休跛鳖千里的道理，我很早就意识到了。选择了文科班，让我再次向通往北京的道路靠近了。如果当年我选了理科，也许我最多也就有机会到北京旅游而已。尽管后来的结果与倪老师的判断相反，我一直对倪觉老师怀着深深的感激。3，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我很幸运，上了前黄中学初中，不是考进去，而是派进去，因为我当年是前黄人，相当于今天按户籍划片区。但在我之后的第三年起，朱家桥小学的毕业生，因为学校归属政平公社管理，都被强行划到了政平中学，无论你是否前黄人，这相当于按学区划分。我的寄妹妹（我父母的寄女，北方称为干女儿）朱立英和我弟弟先后被划分到了政平中学。立英妹妹非常努力，后来在礼嘉中学读了高中，最后考了东北财大，如今在美国定居，如果她当时也上了前黄，或许会考一个更好的大学；而我弟弟，在我进前黄高中时，进了政平中学，他后来曾跟我交流过没好好学习的后悔。弟弟比我聪明能干，如果他进了前黄，一定能上一个好大学的。前黄中学尤其高中部的学风一直比较好，老师抓得严，学生自觉，毕竟，恢复高考后，考大学成了我们这些农家子弟摆脱修地球命运的最重要的出路。（右：陈秋良，我高中同班同学，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中：文中没收我小说的我高中时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王琦仁先生。）（年，高中毕业30周年，85文科班返校师生在老校区改造了攀登楼前合影留念。前排左起：数学卞炳南老师，数学堵盘华老师，化学陈仁高老师，数学兼班主任管元龙老师，高一政治高三历史李培森老师，体育吴世忠老师，物理唐基昕老师，数学王琦仁老师，语文徐德先老师，政治徐惠仁老师，语文杨金达老师。管老师夫人娘家在我邻村，夫人与我父母祖父母都相熟；杨老师是前黄杨氏后人，不久前出版的《景德情结》，曾嘱我为序。二排左一即为文中提到的顾文明，他是我邻村，我第一次醉酒就是在他家里。如今他是前黄名师。）不过，我们文科班的学风相对比较松懈，以至于当时理科班的老师常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文科班的人。比如我，在高一高二甚至在临考的那个学期，还都看小说，早自习还曾被当过我班主任的数学老师王琦仁先生巡查抓到过，他狠狠教育了我，把书没收了一学期，直到放假前才还我，这可是学校阅览室借的，好在我跟阅览室的管理老师关系还好，否则会被罚的，我那时可一分钱都没有。我看小说还好，我们班后来还闹出了恋情来，这在保守严谨的学校，也是一场风波。不过，我高三的班主任管元龙老师，不仅是武进数学名师，他在做学生工作上其实也很有一套，他顶住了学校和舆论压力，充分信任我们，更多让我们自我管理。这一点，最后在高考时得到了回报，我们文科班在管老师领导下，高考打了一个翻身仗，当年是常州一市三县所有中学中，最好的，从此摘掉了文科班“勒色”（垃圾）班的帽子，为学文科的大大争了口气。虽然我常偷偷看小说，但我学习还是很用功的。常常是最早到学校的，晚上在家也做作业读书到很晚。从小时候点煤油灯看书满鼻孔黑，到高中时点电灯看书，春夏秋冬，颇有古人寒窗夜读的劲头。不过，我上中学时，家庭经济条件已经大为改观，不用担心吃不饱穿不暖了。后来我的文科班同学邻村的顾文明说我夏天晚上学习，蚊子多怎么办？古人是头悬梁锥刺骨，他说我是把双脚放在瓮头里防蚊子！弄得我很好奇，我当事人都不知道。他是听他妈妈说的，而他妈妈据说是听我祖母说的！不管这个“奇谭”怎么出笼的，我当时确实很下了功夫的，我的家人也给了我很多特权：高二时，父亲不再让我跟着他夏天出去摸甲鱼（我从学会狗刨开始每年夏天跟着父亲和堂叔走村过河摸甲鱼贴补家用），祖父母不再让我帮家里干活，两个弟弟也不再给我添麻烦，家里做了好吃的，总是先让我，在我临考前一个月，父母还在前黄镇上我一个表弟的姨家，借了一间房让我住，节省我来回走路的时间。那个时候我的成绩，还凑合，中等偏上一点吧。我上中学时读了很多小说，大部分小说，在今天已经毫无阅读价值，但有一本小说，在我走上通往北京之路上也可算居功至伟。那就是程乃珊的《蓝屋》，我后来不只是写文章，在很多地方都谈到了这本小说对我的影响，就是它让我相信了自我奋斗的价值。也因此，在高考前学校填志愿动员会前，班主任管元龙老师建议我投考南京大学，这样我可以享受20分的加分，以我当时成绩，加上这20分加分，不出大意外，南京大学肯定没问题了。这是个巨大的诱惑。但我会议一结束就报告管老师，我要自己考。我内心当然很想要这20分，但我更想到没有熟人的地方去，这可能是一向本分规矩的少年最大的叛逆。我最初填报的志愿是吉林大学，我高一的政治老师高三的历史老师李培森先生，在给我们讲政治课的时候，介绍过吉林大学高清海教授，当时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哲学家，受李老师影响，我想考吉林大学，当时我也不知道吉大和南大有什么样的差别，但被家人和村里的老师所阻——同村的老师们听说我拒绝了南京大学，都跟我父亲说我发痴了。管老师劝我考北大，我们村的朱德生先生，当时是北大哲学系的领导。但我最终选择了人民大学哲学系，除了它在招生简章排第一序位外，还有毕业于人大党史系的李培森先生的推介之功。当年我若没有拒绝南京大学，我就成了南大毕业生，我或许会在高校当个老师，或许会回乡（依我的性格，这个可能性更大），最后成为一个地方官员（就像我的高中同班同学上了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孙泽阳君）。那样的话，世上也没有今天这样一个朱学东了。年8月，高考放榜后，我考上了人民大学。同学到我家报喜的时候，我正在自留地上浇粪，比范进好许多，他正在街上插草卖鸡换米呢。我东村的同学晓梅家是书香门第，她父亲是南夏墅师范的老师，她大伯就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朱德生。晓梅母亲是公社的妇女干部，跟我祖母说：阿姆，你家学东考了人民大学，也是托祖宗的福啊。她这样说，就是因为土改的时候，我家作为全村最穷的人家（我曾祖父是江阴南漂来此的长工，后来入赘东家），得分祠堂两间。恢复高考之后，我成为本村第一个考取名牌大学的人，也算是祖坟上冒了青烟。通往北京道路，就这样在充满偶然性的选择和自觉的努力中铺就了。也许这就是命运。4，我出生的地方西朱，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小村，掩映在竹园杂树之间，地势颇高。村前村后都是一条条东西向小河，东向流入永安河，西通过水系接永胜河。永安河在我们村东侧大概数百米远，永胜河在西边，稍远。夹在这两条大河之间的土地，风水称乌龟地，讨口彩称富贵地，旱涝不灾，是风水宝地。南京博物院一位老师曾告诉我，永安河的历史非常悠久，唐朝时已得其名，两条河南向在前黄镇合流，辗转流入太湖，北向在港桥镇合流，通往常州，与运河汇通。我小时候，永安河还是我们这边村子通向外部的交通要道，河上船帆林立，络绎往来，生产队去前黄镇交公粮，就是用船装着撑篙摇橹前去。旧时不仅物流其畅，人们走向远方，也要借助这条河。我大姑出嫁，就是用船顺河送亲的。我想，年，前黄镇上的杨廷鉴，应该也是从永安河坐船转道运河去往南京乡试的，他这一路到南京，也要花上好几天。杨廷鉴后来北上会试，成了明朝最后一个状元。不过，我的同族长辈们去往北京，已经不再坐船了，故乡有了一条马路，武宜路（常州至宜兴），离我家有6华里。不过，从我们村到前黄这6华里，不像今天似的都是水泥路面，而是羊肠小道，要过多处河坝，黄梅天雨大时，这些河坝常被水淹。我最怕冬日雨雪之后去前黄上学，虽然我上中学时条件已好许多，但雨雪天不过是在胶鞋里塞上锤软的稻草防寒，那种泥泞和寒冷，苦不堪言。但是，同村的朱德生，我的那些堂姑族叔们，还有后来那些族姐族兄们，都是走这样一条路，去往前黄，然后再由前黄奔向北京上海等地的。我上初中的时候，前黄至庙桥开筑前庙公路。这条路筑出路基后，原来穿村的羊肠小路逐渐废弃（如今也都改建成了水泥路），我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从烂泥路到石子路到黄沙石子路，正好是我的中学时代。旁边比我上中学稍晚种下的水杉，如今已经成材。我后来写过一篇《村路带我去远方》，就是写的这条前庙公路。但是，到常州的路还很漫长。我第一次到常州，已经是高二时的暑假，跟家伟哥和他母亲去的，他们去走亲戚，当时加伟哥已经是大学生了。我想进城去看火车，我内心深处隐隐觉得，我一定会坐火车去远方的。抓着父亲给我的零钱，多少我记不得，最多也就两三块，跟在家伟哥他们后面，买了票，站了一路到湖塘，换车，然后在兰陵跟他们告别，自己独自一人坐车去火车站。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车。从前黄到湖塘的，叫农公车。在火车站，我没能看到电影上的火车，在别人指点下，走了好远，找到一座铁路桥，在桥附近等了好久，听远处火车过来。回家的时候，我找不到回家的车站，又怯于开口问，就一个信念，家在南边，朝南走，一定能到家。我就走回了家，渴了，就路边河里掬口水喝，到家，脚掌血泡淋漓，二十多公里。父亲看了很心疼。（年高中文科班毕业合影。二排左起班主任兼数学老师管元龙，体育吴世忠老师，政治徐惠仁老师，徐老师右侧两位我已记不起名字，左六起历史李培森老师，章听福校长，张副校长，我初中时即为校革委会副主任，文革时曾下放过，张校长右侧老师我也记不起来了，右一语文杨金达老师，英语倪国清老师，地理管岳林老师，语文朱福祥老师。想不起名字来的诸位师长，应该不是我的授课老师，是文理未分时一班的老师。惭愧得很。三排左七即为陈秋良，后排左二即为丁学兵，左四即为我。）年9月初，我和潘建岳拿着录取通知书，买了去往北京的火车票，凭通知书半价。其时常州到北京的直达火车有，但我们买不到票。我们买的是常州始发到长春的次，在天津西站转车去北京。离开家的时候，我父亲和建岳的父亲，送我们俩到火车站前的桥上，跟我们道别。没有悲伤，只有高兴，父亲也一样。“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样的传统目标，已经在我眼前了。建岳比我见多识广，一路上我就跟在他后面，亦步亦趋。唯一没跟着的，就是在天津西站候车转往北京时，我乡野子弟的野性出来了，从椅子背上跨过去，被罚了5毛钱。我一下子明白了，城市生活，跟乡村不一样，新世界有新的规矩。好在，这没有像物理课一样留下终身的阴影。我并不知道，在我快乐离家一周后，母亲的腿被水泥桁条砸中，粉碎性骨折。家伟哥知道，但是家里要求他瞒着我，怕我担心。我是寒假回家，晚上下乡没车了，住在顾文明的宿舍，他说漏了嘴，说我家出大事了，但他也含糊其词，那一晚上，我没有睡好，第二天一早，头班车赶回家，母亲躺在床上，我一看，眼泪掉了下来。母亲整整躺了一年。至今阴雨天还隐隐作痛。5，考上大学吃上皇粮的我，从此在家里的地位已不只是长孙，还有一个吃公家饭的身份。吃公家饭的身份有什么变化，范进中举里他的老丈人胡屠夫感受最深——“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也就是从考上大学后，家里的大事，父母也会征求我的意见了，父母再也不会责怪我，即使觉得我的做法不合适，也只是委婉地跟我商量，这与他们对我弟弟的态度迥异，以至于今天我还扮演着父亲和弟弟之间的“朱仲连”。我最初对北京的向往，其实是跟范进一样，无非就是能吃上皇粮，从此衣食无忧，饥寒不愁，遇事还能周济家里。这就是我的初心。我到了北京，完全是新的世界，读书多了，见识广了，追求也变了，从物质到精神，全盘颠覆了自己的初心。这是北京给我的，是北京重塑了一个新的朱学东——尽管我自承还是一个半新半旧半中半洋的朱学东。但我没有成为电影《决裂》里那个穿皮鞋抖着腿不认自己父亲的人，我这辈子都鄙视嫌弃父母身份和自己出身的人。我后来也一直努力为沉默如我的父母兄弟所在的阶级权利说话奋斗。时间流逝，世界已变，必须忘掉初心，抛弃初心。我后来总结过，像我这样的人，惟如此才能成为一个新人，一个自己愿意接受并对家庭社会都有用的人，而不是昏聩度日的新时期范进。（前黄中学85四兄弟，左起：4班班长陈卫，毕业于浙江大学，他还是我初中同学，当过上市公司老总，曾在北京短暂工作过几年；朱胖，身材已无当年印记；丁学兵，我1班同学，复旦大学毕业，在金融业颇有资望，大学毕业后来京进入国家机关；潘建岳，3班班长，清华大学毕业，如今是高科技投资界的大佬。）（老朱作品：《黄金般的天空》，新星出版社）（老朱作品：《老朱煮酒》，中国工人出版社）（老朱作品：《愿孩子好过你的世界》，即父女谈系列，即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出版）若干年前，我们年近天命的时候，我初高中的同学好友浙江大学的优秀毕业生陈卫兄，曾经和我讨论过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机会上大学，会变成什么样？陈卫兄当时看着我认真说，不上大学，以你的聪明，或许会成为一个小老板，或者一个企业家，孩子生了好几个，或许，孙子也抱上了——这不是开玩笑，当年讨论时我们就有同学当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但我摇摇头。我说，我会跟我的父亲一样，打鱼杀猪种田摸甲鱼，娶妻生子，在江南那个小村里，默默度过自己的一生。小老板？企业家？别做梦了，连考大学的机会都没有的话，这些一样都不会有，我们还会像小时候那样生活，年复一年，永远修不完的地球，过不完的苦日子……要知道，高考制度的恢复，是跟这个国家的变革绑在一起的……大概在年左右，如今当红的书店策划设计人三石先生，在帮出版广角做一本出版营销方面的杂志，我偶尔给他们写些卷首语专栏之类的小文章，有一次他来北京，我们餐聚时，我跟他聊到，我特别想写本小说，题为《京都故事》。我想写的，就是故乡那些到北京来挣扎奋斗求生求发展的人的故事——自年代起，故乡来北京工作扎下根的，不外乎四类人：第一类读书人，如同我们村那些在京安家落户的长辈，包括我——值得一提的是，恢复高考至今，我仍然是我们村唯一一个留在了北京工作生活的人，如果不算大朱老师大儿子的两个孩子，但他们都是从山东来到北京的。不过，我后来承担些母校前黄中学北京校友的义务，发现光我们中学留在北京的人其实不算少了。这是时代之变。第二类是部队复转留京的。我故乡在京有很多属于这种情况，我一个族姑的先生，是我们邻村的，就是部队转业，他们家经济条件好，我上大学时常到他们家蹭饭。第三类是托改革开放的福，到北京来打工的，故乡当年来打工闯京城的，主要在三个行业，一是裁缝——如今对我特别照顾在京做医疗企业的老大哥徐卫东，当年就是初中毕业拿着缝纫机来北京闯世界谋生的；二是木匠；三是搞绿化的，北京的绿化，当年几乎是被武进人垄断的。稍晚一些，故乡开始有建筑施工队及其他行业的人进京发展，那已经是开始走市场经济之路的年代了。这是后来所谓“北漂”“京漂”的前辈。第四类是后来民营经济和新经济发展，有一批年轻人，大学毕业后放弃了户口等留在北京工作。当时没有IP这一说，但我已经想到，写小说，编成剧本，还可以拍电视连续剧，一鱼多吃了。惜我这个人是想得多，动手弱，尤其不会写小说。这个想法，我说过后再也没有动过，直到我做中国周刊，其中一类人的命运再次走进我的视线——那些在京打工的，其实后来在商业上大多都很成功，他们的二代也在北京生活，但是，那些年北京大事多，遇上大事，他们常常要被“请”回老家，他们的孩子，即使出生在北京，也难在北京高考……因为这是权力权宜许可的，而非人人平等的定制。就像更早时短期京漂帝都的乡邑前辈大诗人黄仲则，那个乾隆六十年间诗名天下第一写下“百无一用是书生”，写下“请将诗卷掷江水，定不与江东向流”的黄仲则，少即以诗文盛誉天下，却一辈子无缘功名，只能入幕，最多也就算在京漂荡过而已。当我开始写通往北京的道路之时，我突然间想到，当年我总结的、故乡在京的这四类人，不正好代表通往北京的四种道路么？条条大路通北京？对。也不对。正如通往罗马的道路不是一天筑成的，我们这样的人通往北京的道路，也不是一天筑成的，期间甚至出现反复。开放，包容，善治，才有真正通往北京的道路。我是个幸运儿。感谢我所经历的风云变幻的时代，当然，我也为这个时代变得更美好努力奋斗过，尽管结果一地鸡毛，有愧于大学开学典礼上我的大学校长袁宝华先生“共和国建设者”的寄语，但我始终没有丢掉对共和精神的信仰。“被时间摇撼的黄昏之躯中搏动着正午的心。”如托马斯·哈代《对镜》一诗所言，看上去避世颓废的我，至今仍搏动着正午的心……（注1：我和建岳都记得是7日离乡8日到京，人大同学刁强兄认为是14号，但这些记忆显然有误，因为9月8日，人民大学就举行了级开学典礼，袁宝华及当时一众领导人都参加了我们的开学典礼，新闻的时间应该不会错。而且，我后来知道，我离家后一周，母亲的腿就被砸断了。《通往北京的道路》，题目已经有朋友作品用过，但这个题目，其实我也有过多年了。今天用这个题目，也有向朋友致敬之意。一个共和国的普通国人，过去要到北京，要理解北京，曾经何其艰难，如今其实也大不易。）老朱煮酒